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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经济社会领域生产力革命性跃升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加速向军事领域渗透转移。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成为新质战斗力的重要来源，对于塑造新型军事力量体系和作战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与民事应用相比，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更为复杂，要求也更为苛刻，需要应对环境的高复杂性、博弈的强对抗性、响应的高实时性、信息的不完整性和边界的不确定性等众多棘手的问题。纵使如此，人工智能仍被主要国家视为新一轮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引领性技术、改变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关乎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对比的战略性技术、渗透各军事领域的泛在性技术，大力推动其军事化进程，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领域。

武器装备领域的军用机器人、无人系统。与传统的无人装备依靠作战人员遥控操作相比，人工智能加持的无人装备自主性更强，并且朝着单装独立执行任务甚至集群自主协同执行任务方向快速发展。比如“机器狼”四足机器人已参与两栖作战集群抢滩演习，X-62A人工智能战机已具备出色的自主操控能力。

情报监视侦察与指挥控制领域的智能辅助系统。现代战争的情报数据海量复杂，依靠人工进行分析处理不仅难以应对，也无法满足战场实时性要求。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分析能够准确预测和识别威胁，并通过构建通用态势图、生成作战方案预案、提供行动计划建议、评估打击效果等辅助人类指挥员决策，是出色的虚拟参谋助手，典型实例包括美国的马文（Ma-ven）智能系统和人工智能平台等。

网络空间领域的安全防护与自主攻击。从防御来看，人工智能算法通过海量数据学习，能够自主识别异常行为并进行快速响应，显著提升了对未知威胁的防御能力；从进攻来看，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的自动化漏洞探测、动态代码生成等能力，攻击方可以策划更为复杂多变的进攻行动，全面提升网络战攻击速度和效率。2025年初，某项国际性体育赛事遭受网络攻击，该攻击具有非常鲜明的人工智能特征。

认知攻防领域的深度伪造与认知塑造。随着认知战成为军事领域研究实践的热点，探索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认知攻防行动已加速落地。主要应用包括：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信息制品实施认知作战，利用社交机器人散布信息、操控舆论，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精准攻心行动等。这些手段均已在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得到了实战运用。

后装保障领域的装备定制维修。通过给装备加装定制传感器并开发相应算法实时监控分析装备状态，可以实现装备的个性化、定制化维修保障，极大降低装备维修保障成本、提高装备的出勤率。斯特赖克装甲车、F-35战机的维修保障均有此方面的创新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的“双刃剑”效应也日益凸显出来。

一是人工智能自身局限性与军事领域特殊性的叠加风险。当前，基于大数据表征学习的人工智能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数据偏见和不可解释性两个方面。所谓数据偏见，就是人工智能性能高度依赖于海量数据的学习训练，突出表现为训练数据量大、质高的领域，场景算法表现好；训练数据量少、质低的领域，场景算法表现差；缺少数据的领域，场景很可能出现“失能翻车”的状况。所谓不可解释性，就是人工智能算法的预测分析过程是一个“黑箱”，它作出识别判断的依据无法被严密精确定义，不具备令人信服的因果逻辑。

这种技术原生风险虽在其他领域也普遍存在，但军事领域的特殊性使其后果更为严重。军事领域，可供学习训练的作战演训数据积累少且容易遭到对手的攻击破坏，加之算法不可解释性形成的“数据幻觉”等问题，使得对人工智能军用系统平台不加限制的使用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把对手极端敏感的设施判定为一般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引发对手的对等甚至升级报复，导致战争失控。

二是人工智能技术扩散带来的“低门槛”风险。人工智能的军民两用性质及其应用的广泛性，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极易被传播扩散，从而被极端政治力量、恐怖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所掌握。这些组织和个人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大量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作战平台，配合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手段，甚至可以达成以小博大的作战效果。

人工智能技术的低门槛化和军事应用的高效费比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这些行为者采取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行为。他们往往把达成自身目的放在首位，无视人工智能军用的负面效应，确保安全、可靠、可控更是无从谈起。人工智能被激进滥用甚至恶意使用，极大加剧了战争扩散蔓延、失管失控的风险。随着代理式、物理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智能机器人全面走向战场，这种风险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甚至可能危及人类自身的安危。

三是人工智能军事化的不透明性带来的军备竞赛风险。一方面，世界主要军事大国都将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力图通过人工智能军事化获得相对对手的非对称优势。各国为了保持己方的这种战略优势，往往对人工智能化的进展、程度等采取严格保密措施，使得竞争对手无法有效探知其具体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基础通用的泛在技术，它呈现出的是一种软性使能力量，而非实体的硬件装备。这使得监管人工智能军事化无法像监管核武器发展那样，通过对铀、离心机等材料和设施的核查监测即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行了研发或部署；并且人工智能驱动的半自主、自主特征，往往通过算法参数的调整设置、程序代码的更新修改就可以便捷切换，可做到平时隐真示假、战时再迅速启用，监管难度大。以上原因导致的不透明性驱动各军事大国不断强化人工智能军用研发，唯恐自己在这一领域落后而丧失战略优势。

四是军事竞争无序化带来的“囚徒困境”风险。当前，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颠覆性价值已基本形成普遍共识，各军事大国对军用人工智能先行者优势的争夺日趋激烈、举措更加激进。美国在其2025年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只有在武装部队中积极采用人工智能，才能保持全球军事优势，人工智能也早已成为美军创新议程的核心。尽管美国防部发布了《负责任人工智能战略与实施路径》指导文件，但该文件被认为过于笼统，具体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且美军并没有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研发、部署或使用。

在国际战略环境变乱交织、军事竞争焦虑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国家铤而走险、突破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底线的风险客观存在；保持战略理性的国家也会在防范对手技术突袭、避免被对手“秒杀”等心理的驱使下，不会主动放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研发。这种竞相抄底的无序化军事竞争可能带来非零和博弈的最劣结果。

（来源：学习时报）